以“源气归仁”理论为指导开展中医药实践

时间：2023-01-3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转载

中医学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中医学以“气”来说明人体生命的本质、动力，“阴阳五行”从《黄帝内经》开始就成为中医学的最基本概念。随着中医学的发展，“气—阴阳—五行”还成为中医学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具有功能性、超形态性、互换性、普适性，并被用来说明人体生命的生成与活动、人体生命的功能与结构、病机的产生与变化、诊断治疗与预防疾病。

当进入中医药实践时，此类传承久远的哲思为何能够一以贯之？在知识和信息碎片化传播的今天，这些“大而无当”的概念范畴又如何可以执一统万？回答这一问题，或许都要追溯中医药实践的根底处、归宿处的那个“一”，即不断追问中医药学、中医药人是如何通过实践慎思做出道德判断，决定自身行动，且为自身的判断与行动提供理由和辩护的。中医药理论上根本的、能成为本原依据的“一”应是气一元论，价值观上根本性的、可作终极行为准则的“一”则是“仁”，合起来说就是“源气归仁”。

气一元：中医药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

从常识出发，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一致性、统一性，且源于其内心动机及其认知。中医药实践历数千年而绵延至今，理论代有突破创新，具体实践方法一直与时俱进。随着当代医疗服务场景、需求的变化，很多临床中医开始使用精细仪器，能够开展精巧手术。而当我们反思临床中医正在使用的手术、检查、手法等具体实践方法时，中医药似乎又自然而然有一种共识性选择，被“选出”的尽管多样却都有“是离窠臼，不离窠臼”的中医药神韵。其背后的根源性成因一是世界观的驱动，二是价值观的抉择。

天是人的天，人是天的人

就世界观而言，中国哲学家既不把天抽象为一个纯粹的“存在”客体，也不把人抽象为一个纯粹的“思维”主体，而是把“天”看成是“人之天”，把“人”看成是“天之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一性、天人一体、天人一理。为什么会有这种特点呢？因为中国哲学和中医药学的世界观本质上持“气一元论”的观点。当代著名哲学家朱伯崑先生对北宋张载“气论”的解读可谓简练阐明了气一元论的实质：气是万物本原，气自身具有生生不已的变化本性，具体为阴阳二气的相互推移，这是事物变化的动因；气一元论表现为“气象统一”，一是凡有皆象，一切存有都是一种“象”，象指性能，形指形态，形象二者可以相互转化，二是凡象皆气，万千变化之象的实质都是气的屈伸聚散；气的具体运动形式主要表现为“感应”“变化”。在气一元论的观点之下，作为医者的具体化的、个性化的人就可能通过感应、体悟去觉知天对人的影响和作用，也因为作为患者的具体化的、个性化的人和医者有统一性，也是“一气”之下阴阳二气推移变化的“形”“象”一体的具体存在，医者才有可能对患者达成理解、知悉，医患间交流讨论问题、商量决策以及共同努力协作完成诊疗的过程才成为可能。

凡有皆象，执大象天下往

气是万物的本原，天及自然现象与人事之间的关联互动通过“气”实现。如董仲舒认为“治乱之气”会影响天地间流通的阴阳之气，韩愈也认为“上天不虚应”。中医药在实践中也奉行“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强调人的主动性的同时，不忘记人的生命有来由、有根底，是“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也赋予人对天地自然负起责任的担当。

凡有皆象、凡象皆气，作为性能的“象”，可以感知而未必有形，超越形体而更趋近于本原的气。于是“象”就成为中医药实践选择出来的重点把握的对象，中医药实践里看舌象、察面象、把脉象，都是一种象，本质上又“凡象皆气”，都是人的生命的阴阳二气推移变化的态势呈现。中医药实践所着眼和针对的问题，一般都是抽象提炼成“象”属性的问题，既不是单一“形”的物质性问题，又不是单一的“气”或“神”的功能性问题，是所有问题在“气一元论”思想下的一种分析、整合而抽提出的“象”属性的问题。中医药实践中选择搭配其所使用的材料、方法时，也在“象”“气”层面对这些内容给出标签、做出匹配，如药物的四气五味、穴位的气血温凉等，这些都基于形态物质基础，又超越形体物质，都是一气之变化。正因为万物同源于一气，人体生命的阴阳二气才能够被我们选择出来的同样源于“气”的治疗物质和手段所干预、所调整；正因为万千变化的实质皆为气的运动，中医药实践从视角眼光、诊察手段、治疗方式、防护举措到养生保健才能千百年来保持其逻辑自洽、学脉传承和至今实有疗效。

仁一贯：中医药实践的价值归宿

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归根到底会落脚到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上，因此历代中医药人无不对此心存敬畏。无论如何，中医药实践都必须通过自身的实践慎思，做出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进而决定自身行动。应该说通过回顾和观察中医药实践在做什么、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这三个问题，就能发现中医药实践的通顺逻辑和合理合情。而从更究极意义上说，中医药实践的做与不做的选择，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观觉醒的意义。早在先秦时，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人的自主性在此得以彰显，即能够让主动的“己”主导被动的“己”（被克制的那个自我部分），其心志、行为不为他者所左右，能自我决定，这样的主动性得以实现的人可以被称之为“仁者”。在主动性具体实现中，自我、他人都得以成就，即修己达人，而成就他人，也就体现为爱，因此，孔子又以“爱人”释仁。应该说，中医药围绕生命健康为目标开展实践时对医者的审慎使用其自主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也因此中医药实践理性天然与“仁”有亲和兼容，也就是所谓“医乃仁术”，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不可为医。

为人为医，“仁”一以贯之

如果说中国哲学的目的是为人构建精神家园和价值世界，那中医药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人的精神家园和价值世界之构建维护、促进和调治出健康的生命基础。在中华传统文化里，虽然生命的精彩终归于“神”的精彩和幸福，如《论语》里孔子欣赏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由气象，又如《庄子﹒逍遥游》里“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神人风韵，但这些生命境界终归并不脱离物质性的身体生命，生命的价值感、幸福感之体验和彰显都会在“身”这一载体上呈现。

中医药实践的主体医者一贯以“仁”自律，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提出“凡欲为大医，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以“大慈恻隐之心”为大医的第一条件；再如以普同一等为行医救治的基本准则，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典型例子就有明末清初傅山，尽管其政治意愿是反抗清廷暴政，但无论是清廷官员还是反清志士的亲友因病求治时，他仍尽心救治；又如刘纯感所慨叹“良方录传，不惟及于一家一国，且遍于天下而传于后世，岂不愈于身亲为之者耶”，历代名医都有不私其有之心，及至今日，张伯礼院士、仝小林院士在分享防治新冠病毒感染的中医药方案与经验时仍是毫无私心。

和道用术，显仁惠民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中医学的核心价值，那这个字就是“和”。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到《周易·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从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老子“冲气为和”、孔子“和而不同”，“和”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在中医药学中得到最好的应用和发展。从哲学追问看，“气一元论”决定了“和”是合乎逻辑的价值抉择，因为天地人、你我他都是一气之化，其内在就有“和”的可能和自然趋向。于是从中医药实践的视角看去，在其各个层面的生生、全生的方法主张都以“和”为旨归。

在天人关系层面，中医药实践完整地秉承了天人相和这一理念，如《黄帝内经》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等，人居天地之间，天人和才能风雨有节、寒暑适时，天地和而气和，气和而心和，心和而形和，人才得以长生久视。中医药实践的目的是使人与自然达到“太和”状态，如《医学研悦·伤暑全书》说“庶起轩黄岐伯于当年，以常回太和之宇也”，又如《痘疹心法·自序》说“所谓无伐天和，无翼其胜也”。在社会人际关系层面是人我相和，对中医药实践重视与患者、与同道的关系，主张要做到信和、谦和、温和。在生命体的身心关系层面是形神相和，即“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饮食要与自己的体质、身体状况相和，起居要与时令、昼夜规律相和，运动要与自己的年龄、身体相和，心神要与形体相和。在疾病观、诊疗观层面就是人体生命自身的阴阳相和，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易传》《礼记》等都以“道”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生生之谓易”，而“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是对自然承担起责任的德性主体，由此确立了“仁”的生态维度，也为“仁”在宋儒那里上升为世界本体、天理、天地之心，成为天地万物的“生意”奠定了基础。而“和”是“道”（气）在生生、化育万物中呈现出来的关系状态，这种状态又是由人天相和、主客一体的自主能动的人观测到的、体悟出来的，因此和即是道，和即是仁，且和不离人、不远人。中医药实践必然需要借用各种物质、技术、知识、工具等载体，这些载体本身不能成为目标，即“术”不能戕害或妨碍其所承载的“道”生生、化育、长养万物的功能，这样和道的“术”才是被中医药实践所期许褒扬的。这样一来，“和”作为核心价值一旦在人体生命上、中医药实践活动中完成实现，利于生命、惠及百姓的“仁”的功能和结果也自然地呈现出来。

生生之具，在实践中验证提升疗效

中医药实践能做什么？显然，在中医药的一般传统中，我们并没有给自己设置夺天地之造化的高悬目标，起死回生的故事也仅仅在追忆先贤的文学记述里激励着一代代中医药人，根子里救病扶伤才是我们的天职，“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才是我们的职业追求。这正是《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后”“止于至善”的体仁用仁。

中医药人总在自觉对自己提出内求己身、自强不息的修省担当，坚定融古铄今、唯新唯用的技术标准，并不断提醒自己坚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然生态原则，提醒自己去相信和利用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自调节和自痊愈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深深根植于天人相合的“气一元论”中，中医药实践能保持这份澹然确信，也同样深深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中医药人的审慎、细致、仁和的临床实践之中。